作者：徐庆全

人这一辈子，可以选择多种人生机遇，但有那么几次，是不能选择的：第一次，出生的家庭不能选择；第二次，和谁同学不能选择；第三次，和谁同事不能选择；第四次，和谁在一个墓地不能选择。

姜伟有出处

我和姜伟的渊源，来源于第二次的“不能选择”——1982年，他和我都毫无选择地成为彼此的大学同学——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82级。

刚入学第一年，懵懵懂懂的，姜伟、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陈素琴竟然成为班干部：姜伟是团支部书记，敝人荣任宣传委员，陈素琴担任组织委员。其实，我们“三人帮”，说起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辅导员还来不及察觉这一点呢，不过，在班里组织一点集体的文艺娱乐活动倒是小菜一碟，这是因为有姜伟在。国庆和中秋，元旦，以及第二年的“文明礼貌月”和“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政治的和非政治宣传的活动，都要靠他导演出一台有声有色的或晚会或班会。全系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历史系82级因为有了姜伟，那节目也威震全系

一年以后，我们82级历史上“第一代领导集体”就被“下课”了。这个以姜伟“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太“坚强”了，成为辅导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再加上一学年下来，我们都考试成绩平平，辅导员也终于明白我们不是他眼中的好学生了，只有撤掉我们，才能保历史系82级“红色江山”不被“和平演变”。

“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后，我们“三人帮”基本上就“赋闲”了。晚饭后，我们经常沿着那庄稼地垄散步，用北京话讲叫怀才不遇；用台湾话讲叫“干天干地干社会”，总之是牢骚满腹。

不过，80年代是一个缤纷的年代，个人牢骚抵不上时代大潮的涌动。“伤痕文学”方兴未艾，我们也如痴如醉，在“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的同时，也“伤痕着”人家的“伤痕”；以北岛、舒婷所代表的“朦胧诗”，也使我们月朦胧鸟朦胧。姜伟朦胧得近乎于神癫，发疯似的爱上了诗歌创作，尤其他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一位中文系的学姐后，愈发而不可收拾。他甚至和几位学兄学姐用刻蜡板的方式，油印自己的诗集；而他写给那位中文系学姐的爱情诗，我则数次充当信使。“姐弟恋”无果，但姜伟作诗的习惯还是保留下来了，而且愈发朦胧。那时，不知道他从哪儿搞到谢冕编的《朦胧诗选》，白色的封面，都让他摩挲成黑色了，仍然摩挲着不肯给我们看。更可气的是，他用婉约的音调在宿舍里朗诵舒婷和顾城的诗，让我们全都“忧伤”得有点傻了。在《潜伏》中有一场戏，晚秋忧伤地给翠平念诗：“忧伤被泪湿坏了翅膀/甲骨文说我太古老/一滴血落在粉嫩的腿上/油纸伞说浪漫已经死掉。”那朦胧劲儿，不但把翠平给搞得云山雾罩地“忧伤”，也把观众弄得哈哈大笑。我当时看到这儿，不禁脱口而出：我靠，老姜这厮又在“忧伤”全国人民呢。

潜伏者

1985年暑假来到了，大学时光已经过了3年。3年中，有的同学入党，有的同学小恋爱谈得直接决定终生，也有的同学捧着厚厚的托福学外语，心无旁骛地考研究生，而如姜伟这样的人（我也在内），信马由缰地读不着边际的书，小恋爱又没有谈成，学习成绩又那样平平，又被班级主流排斥在外，毕业分配倒真是个问题了。

我们俩倒真有一次严肃认真的交谈，交谈的结果是：刺客是“图穷匕首见”，我们是“图穷研究生见”，发誓考研究生。我们也知道底子薄，基础差，更不是“考神”。但我们想冲刺。为此，1985年7月15日，也就是放暑假的那天，我们俩都不回家；并相约，春节寒假也不回家。

我信守了这个约定，而姜伟失约了。暑假过了一半，他就临阵脱逃了。转过年5月份，当我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姜伟也确定了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管理员。

“这应该是女同志工作的单位。”在学校门外回民小饭馆，喝着一毛五一两的劣质白酒，姜伟愤愤不平地吼叫！而此后，他在这个“应该是女同志工作的单位”呆了7年！

这7年，我在京城求学，然后在大学当老师，很少有机会到济南，当然他也没有机会到北京来，联系逐渐少了。不过，同学中传来的有关他的信息，则可以断定，他活得不是那么惬意。来北京的同学告诉我，她到济南去，姜伟骑着破自行车带着她，满济南城转悠，只是为了找熟悉的同学一起吃顿饭。把同学到来当成节日，当然有义气的成分在内，但也多少说明他在“女同志工作的单位”是多么的寂寞。

“岂止是寂寞，后几年的日子简直无法忍受。”后来，姜伟谈起那7年岁月时，依然愤愤不平，“那7年是我最最荒唐的7年”。为了打发寂寞，姜伟写过小说和散文，也写诗，零星地也见报，但都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唯一让他感到慰藉的是，图书馆里有书可读，而且图书馆的工作也是一份相对轻省的工作，再加上他习惯性的迟到早退，寂寞之外的大把时间都用在看书上了。因为喜欢电影，他把图书馆里有的电影剧本几乎看了一遍。什么好莱坞、德国经典影片及苏联和朝鲜的等，他都看得津津有味。这些老影片为姜伟以后编剧、导演，带来了诸多的灵感。《潜伏》中最常见的戏是，情报工作者用收音机来传递密码。这是他从苏联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偷来的。

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姜伟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可是，摆在姜伟面前的出路似乎很狭窄，要么考研要么“托福”。在二者彷徨间，我们的同学张波给他提出建议：你既然那么酷爱电影，不妨去试试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姜伟动心了，他在图书馆借了很多电影方面的书籍，静下来安心备考。

1993年，他如愿以偿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了。我们由衷地为姜伟高兴！“好‘酒’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现在成为我的“旧居”的“筒子楼”那间房里，曾数次饮酒狂欢，有时候甚至到凌晨4点。没有下酒菜没有关系，有理想在，酒就醇香；没有酒也没有关系，到厨房找瓶料酒，调上远大前程、未来成功的热望，就是上好的“鸡尾酒”。

1996年研究生毕业，姜伟被留校分配在校务处负责发放电影票，一年以后才回到导演系任教。3年的理论学习，让他懂得导演是怎么回事，他自然也热望有操作的实践。但是，“没有一家制作公司会信任地把一部片子交给我这样还没有出茅庐的人”，但是，却有人看上了姜伟的写作才能。

《让爱做主》写婚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写家庭暴力，《沉默的证人》和《迷雾》分属犯罪心理学和心理学，但这些片子都加上了悬疑的内容。这无疑是大学时代喜欢侦探推理小说和电影的体现。当然，姜伟也在进步，因为这个喜好，他对犯罪心理学也作过深入的研究。“观众喜欢边看电视边进行推理和判断，自己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应用到作品中。编剧要做的，就是把有些生涩的理论，付诸生活化，让人物丰富起来”。

姜伟的这些剧被称为高智商剧，但却让普通人都能看得懂。姜伟说电视剧还是要顺应大众的收视习惯，自己也是在失败中总结，“要在简化下便于理解，我也写过一些过于曲折、悬疑过长的作品，比如《沉默的证人》将悬念压在最后，拖得观众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