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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陶愚川先生

作者:陈信泰 口述 于述胜 王俊明 整理发布日期: 2015-06-01浏览次数:

我与陶愚川先生相识,是在1958年我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以后。陶先生解放后不愿与人交往,更不愿谈自己的过去。所以,我与他接触也不是太多,关于他早年的一些事情,我主要是从毛礼锐’先生口中得知的。

陶先生1912年生于浙江绍兴。1934年大夏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6年留学美国,1938年获密歇根大学教育学硕十学位。留学美国时,他跟毛礼锐先生在同一所学校,比毛先生晚一两届,二人因而有师兄弟之谊。上海解放前久陶先生是大夏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上海解放后,曾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训班学习。学习完工被分配到山东工作。当日寸跟他一样,从上海到山东来的有几位老先生,如章益、傅统先。章、傅二先生被调入山东师范学院,继续做教授。陶先生则因为“历史问题”,被调到泰安师范学校教历史。

其实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谓“问题”主要与他的家族有关。他的大哥是陶百川,二哥叫陶广川。陶百川’是国民党要员,陶广川是上海中学的校长。上海中学是上海最有名的国立中学之一,我的大哥就曾就读于那所中学。陶愚川也曾做过中学校长,后来才到大夏大学做教育系主任。陶百川到台湾去的时候,有意要把两个兄弟一同带走,但陶广川和陶愚川都不愿意走。陶愚川的态度更坚决,认为自己的事业在中国、在大陆,更不肯走。后来,陶百川硬是把他弄到了香港,在香港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还是不肯去台湾,最后就偷偷地跑回了上海。回去后,他想继续在大夏大学任教,但很快被弄去政训学习,学习完了重新分配。分配到山东的章、陶、傅三位先生,资历都差不多,但比较而吉,章先生做过复旦大学校长,是上海的大学校长领袖,地位最高。陶先生这个人非常率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马上就会表现出来;章先生有城府,不肯轻易表露自己;傅先生呢,人很谦卑,不会轻易表露什么。陶先生由于陶百川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直率,一下子被发配到泰安师范学校,大学教授的身份也被抹掉了。

自从到了泰安以后,陶先生就任人摆布,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也不与人争;同时,在生活上也变得不修边幅起来。他一直独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常常是到外面买一只烧鸡或油条什么的,一边走一边吃;遇到对面有熟人走来,就赶紧把正在吃的东西塞进口袋里。曲阜师范大学各一个传说,说陶先生讲课的时候掏粉笔,有时竟从口袋中掏出油条或鸡骨头来。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他是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本来穿戴是很讲究的。现在也不管这些了,穿戴很随便,也懒得去洗,穿服了、实在不行了,就扔到一边,再换一套。

曲阜师范学院成立的时候,因师资缺乏,就从外边调来几位老先生,一位是陶先生,一位是星兆钩,还有一位是王锡昌。据说成立曲阜师范学院,是周总理的意思,他认为,孔夫子的老家应该有一所大学。发展起来在国际上也会有影响。陶先生到曲阜师范学院时,因没有教育系,而他的外语又非常好,于是就把他安排在外语系教外语。他的待遇跟我一样,担任讲师——学校小,那些老教授也都被作为讲师来对待。他们看我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讲师了,对我很客气,尽管我是把他们视为老师的。当时陶先生有很强的戒备心,不好接近。我跟陶先生说我是毛先生介绍来与您认识的,他说:“很好,很好。我就这样,你不要找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

别看他不修边幅,但在曲阜师范学院教外语,很快就把学生吸引住了,因为他能讲出东西来。学生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前面走,一批学生就跟在后面,学他走路。结果就把他的系领导(也是老干部)搞得很紧张,运动一来,就冲击他、审查他,说他搞什么“格拉马”派——“格拉马”是英语GRAMMER的音译。其实,陶先生是不参加任何组织和党派的。如果说有什么“格拉马”派,那也是陶先生的一些祟拜者对自己的戏称。这种情况也不仅发生在陶先生个人身上。当时曲阜师范学院从上海等地调来了一批教师,上海来的各个系都有。这些教师原来生活在大都市里,业余生活很丰富。到了曲阜,就像是到了乡下,很不适应。要进城,还要穿过孔庙——那时的孔庙很破也很脏,不售票,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看,但去几次也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附近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到城里去看电影,放的又都是些老片子。到了周末,那些上海来的教师们觉得无聊,就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儿,有时也跳跳舞……于是,周围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特别是、那些“警惕性”比较高的人)就认为他们在搞秘密活动、搞小派别,上面也不断地调查、审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事儿,后来便不了了之。

“文革”的时候,一些人不明真相,给陶先生乱贴大字报。大字报就糊在他住的那间小黑屋外面的窗户上、墙上。玻璃窗被好几层大字报糊住了,白天也得开灯。后来灯泡坏了,陶先生也不买不换,白天黑夜都待在黑屋子里。有光线就看看书,没光线就睡觉。那时的情形很不像话,但谁也不敢说什么。好在他也慢慢地熬过来了。那时外语系有个负责人,左得很,有事没事就把老先生弄过来训训话、教训一番。后来就逼迫陶先生退休,陶先生不想干,也没法干了。退休之后,与当时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一样对待,每月给18块钱的生活费。他也无话可说,也不争什么。就因为陶先生是陶百川的弟弟,是“反革命”的家属,学校里的一些人十几二十年不断地敲打人家。想想看,那滋味能好受么?这是“文革”中间发生的事儿。

“文革”后的1978年,我恢复了工作。当时要办研究生教育,设立教育学硕士学位点,需要有三位导师组成队伍。王锡昌先生在中文系,中文系用他,我不便找他;星兆钧先生早已退休并回到了老家,我找过他,他表示不想再干了。当时有文件传达下来,小平同志说:过去的冤假错案要“一风吹”。我也有所耳闻。于是,我就跟学校讲,如果我们要招研究生,就必须把陶先生请出来。当时曲阜师范学院的负责人徐宝庆是个很不错的同志,我跟他讲了陶先生的情况,他很同情陶先生。他说:“那好,你就去请陶先生吧。但他脾气有些古怪,一般人是请不动的。你就代表学校去请他,看他有些什么条件,我们尽量帮助解决。”我去找陶先生时,他还是一个孤老头儿,还住在那个小黑屋里。我请他,他说:“我可以帮你带研究生,可以开一些课,还要写一本书,但我不参加政治学习。”他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既然请陶先生出来工作,就要彻底解决他的待遇问题,不能只发给他每月18块钱的生活费。我的意见是,先恢复他的工作,恢复他的职称。我还把当年带头给陶先生写大字报那个人(此时也是学校的干部)找来,跟他说:“把陶先生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与你当年的胡贴乱批有很大关系。你有责任帮助陶先生,跟我一起找学校和有关部门,不仅要恢复他的工作,还要恢复他的教授资格。”学校人事处不同意,认为恢复教授资格不符合国家的制度规定,不好弄。那个当年贴大字报的同志比我年轻,也比较机灵,在上面还有些关系,我就让他到上面去跑、找国家教育部。这也是给他一个弥补自己以往过失的机会。他也觉得此事不好办,我就让他这样去说服上面:“陶先生与章益、傅统先先生一样,新中国成立前都是大学教授,后来把他贬为讲师是没有道理的;不信就去查陶先生的档案,他没犯过什么错误,贬他的唯一理由就是陶百川担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但这与他本人没有关系。”找上去后,教育部很重视,派人到学校来调查。因为我坚决主张恢复陶先生的教授身份,调查时也找我来谈。我跟调查人员说:“按照我的理解,小平同志说‘冤假错案一风吹’,不仅是指反右、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一切不当处置。免去陶先生教授资格,就属于此类不当处置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陶先生甚至连担任研究生导师的资格都没有。”调查人员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报到教育部后,陶先生的教授资格就被恢复了。此事大概发生在我带研究生的第二年,即1981年。随后,学校就按照最低一级教授(四级教授)恢复他的职称和工作,并补发了他几十年的工资。补发下来的工资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陶先生一分钱也不要,要求退回去。没有办法,在我的建议下,学校只好把这笔钱存了起来,并按照教授的标准分配了一套大一点儿的房子。我又让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做他的秘书,让秘书带两名同学经常帮帮他的忙。对此,陶先生是很满意的,还来感谢我,说自己现在没有什么冤气了。其实,这些都是他应该得的,包括不让他受冤枉气。后来毛先生到曲阜来,两位老先生见面,都非常高兴。陶先生对毛先生说:“信泰同志找我,让我出来做点儿事,总算是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晚年。”

鉴于过去一直对陶先生不好,对他造成了很大伤害,恢复工作后学校常想出一些办法去关照他。有一年的春节前后,学校统战部长来找我,说学校领导去看陶先生,陶先生说“你们是来看陶百川的,不是看陶愚川的”,就把学校领导赶出来了。我于是对那位统战部长说:“你们不用那么客套,多做点实事就行了。过去那样对待陶先生,现在又弄出这么些客套,确实让人家难以理解和接受。”大年三十,我觉得老先生一个人过年实在孤单,就请他到我家一起吃顿年夜饭。老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学校领导听说此事,又要买几个菜送过来。我说:“千万别弄这些事儿,一弄又把老先生弄跑了。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吧。”那一天,陶先生来了,还带了一瓶酒,是当时曲阜市面上最便宜的老白干。他喜欢喝点儿酒,也只能买得起这种酒,因为他还保持着每月18元生活费的习惯。上我家里来,我当然有好酒招待他。他喝了一口,说:“哎呀,这种酒我好多年没有喝了,真好喝!”我说:‘是啊。您能喝就多喝一点儿吧。”他喝得高高兴兴。他半醉不醉的时候,我怕他喝多了走不了路,就不让他喝了,送他回去。

陶先生这个钱也不要,那个钱也不要,连出书的稿费也不要。学校认为他品格高尚,就大张旗鼓地发起了“学习陶愚川先生”运动。我说了几句气话,搞得有关领导觉得很不自在。我说:“不要搞什么学习运动,因为我们学不了。人家不是生气不要,而是觉得自己的钱够花了,真的不要。这让我们怎么学呢?你们党员、干部学了陶先生后,就能把每月的工资拿出来,只留18块钱自己用?你们学不到,我也学不到。我还希望自己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呢!向他学习不要搞形式主义。我们要真正感觉到过去那样对待人家是不对的,人家在我们对他不好的情况下还在考虑写书、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我们要学的是这个,应该这样去学人家。”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陶先生那样做,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性情,不是给别人看的。我这样说,也是有所指的。因为请陶先生复出的时候,还有好些人反对,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家属,不能使用。都改革开放了,还有人这么说,能不叫人生气吗?!不管怎么说,几万块钱放在那里总不是个事儿,学校也很为难。于是,我就出了个主意:成立陶愚川教育基金,用来奖励我校在教育学教学、科研方面有成绩者。陶先生也很赞成,基金会就成立起来了。这笔基金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