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接到曲阜师大化学系王琪老书记的电话，希望我为《曲阜师大报》写点东西。王琪书记是我的恩人，好书记，师命不得不从，尽管很忙，但是总要写。“曲阜师大”这一话题勾起了我53年前和39年前进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的回忆。

　　1961年我毕业于山东济南一中，当年高考成绩优秀，比录取清华大学的同学还高13分。由于种种原因，我被特别录取于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记得第一次与陈风岩老师见面时，他就告诉我曲阜这里没有什么“玩”的地方，只有这所大学，我说的是“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玩的。”的确，我是在这里认认真真，心无旁骛地读了4年书。当时的大学正经历大跃进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强调“打好基础，为人民服务”。现在回想起来，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的专业课教学是严格的、过硬的；实验课是规范的、细致的。有机化学王幼筠老师讲课丝丝入扣、引人入胜，无机化学王志衡老师将枯燥的内容讲得颇有兴趣，物理化学徐家枢老师推理严谨的讲课让人不能有半点马虎，分析化学卢敏亚老师强调的是认真仔细、精益求精，景家骅老师急缓有度，让人感到农业化学与吃饭穿衣紧密相连……还有陈树豪、刘树祥、董守文、尹淑伦、李菱菱、周正宇、怀保孝等老师耐心辅导。王琪书记希望他的学生们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个个成才，每次讲话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以培养中学教师为目标的大学，除了专业课，我们还学了不少基础课，辛建峰老师教我们“高等数学”，董二篪老师教我们“普通物理”，他们严谨的思维、认真的教书、严格的要求，让我至今感谢他们。“心理学”是师范生必修课程，抱歉我记不得“心理学”老师的名字，但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的模样仍留在我的脑海里。这门课虽然课时不多，也没有闭卷考试，但给人的知识和能力十分有用，成为我教育学生，让他们能开开心心地在我的团队学习和工作的利器。“哲学”是让人聪明的科学，我也认认真真的在曲阜师范学院学习过，使我的思想方法不偏离大方向，能把握研究工作的重点，解决关键的科学问题。以后我在研究生学习中不论是基础知识还是实验技能与我名牌大学毕业的同学相比一点儿也不差，我无悔曾为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的学生。

　　曲阜师范学院是一所省属师范院校，学院的培养目标是中学老师。我在中学时已立志“科学研究”，看到比我高考成绩低13分的高中同学去了清华大学，为“科学研究”做准备。我内心曾不平过、失落过。记得有一次王琪书记与我谈话时说：“如果你真有本事，毕业后可以考研究生。”父母和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我的三表姨吴素萱也鼓励我考研究生，我听进了他们的话，除了认真学好老师在课堂上的知识外，还花了不少时间在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上。我知道考研究生不容易，很少听到谁考取了研究生，但我还是要试试考研究生的这条路。1965年初化学系经领导批准有9位同学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其他8位都报考了大学的研究生。从三姨妈那里知道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是中科院知名的研究所，人称“小剑桥”，因为那里绝大部分研究员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研究水平很高，我心存向往。仔细查看了研究所的招生简章和研究方向后，报考了邹承鲁(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伍钦荣先生的研究生。1965年春节后我和同学们到泰安山东农学院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回校后与王幼筠、陈树豪老师汇报考试题目和我的答题情况，他们认为考得很好。1965年毕业前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1965年9月我先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自然辩证法”和“英语”，得知那年山东省考取的中科院研究生只有3名。有个毕业于北大研究生同学得知我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对我说“你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们也不大敢考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也许他认为我“无知者无畏”吧。文革期间，由于我是地方高校四年制毕业的，有人怀疑我是靠关系考上研究生的，也想贴贴我的“大字报”。据说，查了我的外语和专业考试分数后打消了念头。

　　曲阜师范学院的学生都是勤奋的，其中不乏有理想、有志气者。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讲实际、艰苦奋斗的作风。在那里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另一半、学院数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的于英川，从此我们开始了共同的人生之路。如果说“事业和家庭”是人生的两件大事，曲阜师范学院就是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地方。

　　1965年那一届中国科学院招收的研究生共有157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我还记得当年九月初在北京黄庄科大一部分同学们报到的情景，每个人的脸上写满笑意、透露出意气风发的精、气、神，准备在研究生院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好基础，一心想经过四年的学习和研究，学成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做贡献。没有想到1966年5月16日以后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并且一搞就是十年。我1966年6月到上海生化所报到时，“文革”浪潮正涌向上海。大字报贴满了研究所的墙面。1968年8月我又与中国科学院的所有研究生和1966年分配到中科院的大学生到天津小站解放军农场4703部队女生连队劳动锻炼，主要是种小站稻，但是还有许多劳动强度不小的“杂活”。在冰凌水中插秧、割稻、背芦苇盖房、出公差、站岗、拉练……都磨炼了我的心智、增强了我的体质。我的同班战友、后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李丽教授写过一篇“天津小站种水稻的故事”，生动全面地记录了我们在农场锻炼的故事。总结我在天津农场的收获，一是尽管艰苦，但增加了我的不怕困难、抗挫折能力；二是解放军严明的纪律使我受益，例如要求绝对守时，一分钟不能迟到，成了我以后的习惯；三是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友谊延续至今已有46年。1969年底部队领导考虑到女生的年龄都不小了，有男朋友的战友们都获准结婚，我也在1969年12月份回济南与于英川结婚。当时我们都无法预计以后的生活，也不知还要在4703部队打多长的持久战，谁知很快连长就宣布劳动锻炼结束。1970年2月，我回上海生化所工作了，并在1970年生下儿子于珩。我在上海无亲人，无房子，在儿子两个月时就将他留在济南婆婆家，在曲阜工作的于英川会不时跑济南看妈妈和儿子，一家人分三处。1973年婆婆去北京照顾她的另一个孙女，我只有将儿子带到上海，住在集体宿舍，我母亲到上海帮我带儿子，英川寒暑假到上海探亲，但家庭困难突显。那时正值“文革”，无法进行系统的科研工作，在生化所做了“模拟酶”，“固相酶”的一些工作，还合成了一种标记蛋白质N-末端的荧光试剂。1975年在于英川调上海“无门”的情况下，我又回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希望边教书边科研（当时曲阜师院变为山东大学）。记得离开上海的时候，生化所的许多同事都来送我，让人感动的是生化所的老所长王应睐先生（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来送我了。

　　在曲阜文革期间，常常下乡、下厂，不过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同事也下厂搞科研，进行胰岛素功能研究的张友尚（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鲁子贤先生等到山东兖州肉联厂用猪下脚料提取胰岛素，兖州离曲阜30里，他们都骑自行车到曲阜看过我，张友尚先生鼓励我重回生化所。邹承鲁先生虽然已由生化所调往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他也建议我重回研究所工作。1977年我到上海出差，顺便看望生化所老领导、老同事，当见到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先生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到生化所复学！”我终于下决心重返科研事业。“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国家重视人才培养，于英川通过了英语考试被选为第一批出国进修生。记得我向院领导请求批准我参加研究生考试时，党委书记王路宾曾问我：“于英川要出国，你要读研究生，儿子怎么办？”我坚定地回答“我们自己解决”。非常感谢王书记和赵紫生院长理解我、同意我报考研究生，1978年再次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录取成为酶学研究室王应睐和许根俊先生（199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生。这离第一次成为上海生化所的研究生已经13年，我儿子已经8岁了。我到上海生化所读研究生后的半年，于英川被派往上海外语学院学习法语，1979年10月获欧共体的奖学金赴比利时新鲁汶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婆婆和英川的大哥大嫂在我们一家三口都需要学习时尽全力帮助我们，婆婆带了儿子去了天津大哥家，一家又分三处。我感谢家人的支持，也感谢曲阜的老师们的热情支援。他们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我、帮助我。孙愚樵老师在办理户口迁移上的援手使我终身难忘。

　　1984年初，在王应睐先生的关怀下、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院长亲自过问下、曲阜师范学院赵紫生院长的充分理解下，于英川终于调到上海工业大学，后来工大与其他两校合并为“上海大学”，他曾担任上海大学预测咨询研究所所长和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改革开放后，我的人生之路走得就比较顺了。2005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又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曲阜师范学院”现已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化学系已成为“化学化工学院”。不管如何变，那里是培养我和于英川的母校，有我们的师长和朋友，与我们的事业和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祝愿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蒸蒸日上。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恩多研究员，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65-1969年和 1978-1981年两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84-1987年获中国大陆首届美国Fogarty国际奖研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1982年任生化所助理研究员，1986年任副研究员，1993年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细胞分化与凋亡重点实验室”和“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常务理事，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生命科学》主编，《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杂志》、《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和美国《TheJournalofBiologicalChemistry》编委会委员。《EMBOJ》，《Biochemistry (US)》,《NucleicAcids Research》和《J.Biol.Chen.》等杂志的审稿人。发表研究论文120余篇。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七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导师奖。2010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曾被选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现为上海市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