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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毕业四十年----回忆我们上大学时的一些情况和片段

作者:原曲阜师范学院政治系七四级学生 邢培华发布日期: 2017-06-12浏览次数:



我是一九七四级曲阜师范学院时期政治系的学生,今年已经毕业四十年的时间了。自退休以后,老是不断地回忆起当初上大学时期的事情来,总想把我们当初的学习生活以及可以回忆起来的事情写下来,以示对于母校的怀念和上大学时的纪念。

一.入学报到后,方知我们是曲阜师范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我是那一年的古历816日才到校的。本来,开学应该是早几天。但是,我们聊城的学生到校都晚了几天。待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了。所以,到校报到的时间就比较晚了。因为有入学通知书,可以坐火车买半票,所以那天我是从济南坐火车到的兖州,一是因为可以直达,二来也可以少一些路费。当我在兖州下来火车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在火车站转了一转,看到了一个宣传栏上有一张学校的通知,其中说接新生入学已经结束,以后来校的同学可以自行到学校。这时,我就给我们系办公室打了电话,可是因为我普通话不好,接电话的老师不能听清楚我的地方口音,多亏了当时在场的由下乡知青返校的一位老师的孩子接过电话,才使接电话的老师明白了我的意思。很快,一辆卡车载着我们的班主任孔凡亭老师来接我,至今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学校的卡车号码是14—70831。等我到了学校一看,北操场正在放电影,我所住的宿舍留下了李金泽同学在等我,还打了一小桶开水留着。

入学后,我们才得知,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曲阜师范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在我们入学之前,有一段时间山东大学的文科搬迁到曲阜,和原曲阜师范学院组建新的山东大学的历史,因此在我们这一届学生之前的学校的学生,都属于山东大学的学生。在我们入学之前,山东大学已经重新搬迁回到济南,原属于山东大学的学生都回济南了,因此我们就成为恢复曲阜师范学院后的第一届学生。我们这一届学生,有政治系、数学系、外语系、化学系、物理系、中文系和体育系。其中,体育系的学生是第一次招生。

二.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难忘给我们上课的老师。

我们这一班学生,招生30人,后来田明臣从数学系转来我们班,所以是31人。曲阜水校有一位赵连福老师来进修,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一年多,学习的人数就成为32人。我们班党员比较多,除按我们现在的班级所设班委会、团支部外,班内设立党支部。那时,我们系的老师大约有二三十人,先后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很多,据老师们讲,都是在山东大学时期曾经上课的老师,其中有几位还是文革前的老讲师,有的已经要晋升副教授了,但是因为文革的原因,一直耽误下来了。我们的主要课程,按照专业的要求来讲,主要是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给我们上党史的有张学海、李培华、荆忠湘、胡诚之、徐宝庆、韩泰华老师等,哲学课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上课的老师有李培栋、武真、李承军、孔凡雨、费洪喜、程汉邦、秦玉春老师等。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有邹积贵、张红旗老师等,上政治经济学的有李克山、官复亭、陈志安、杜守东老师等。马列主义专著的课程主要有《反杜林论》,学哲学部分,任课老师秦玉春;《资本论》(第一卷)选读,任课老师陈志安;《共产党宣言》,任课老师邹积贵;《哥达纲领批判》,任课老师李克山;《帝国主义论》,任课老师杜守东;《费尔巴哈论》,任课老师秦玉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任课老师李培栋。中国哲学史课程由武真、刘蔚华老师担任。历史类的课程有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等。中国史课程分为古代和近现代部分,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李季平、李启谦、吴文灿、骆承烈、张加伟老师等。世界史课由王阁森、刘树敏、张广田老师等上课。那时,有一句政治系和历史系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但安排老师上课是不分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各有特点,都很卖力气,有的擅长讲述理论知识,有的擅长历史史料,有的擅长撰写论文,有的在我们上学期间就出版专业书籍;我们的学习也都很认真,老师们有时检查我们的上课笔记,检查我们的作业,每门课基本都有讨论,有总结,有交流,有的则必须写出学习心得,大家提高很大。除此,我们还开设写作课,由中文系修龙恩老师讲课;现当代文学,由中文系魏绍馨老师讲课;中国古典文学,由刘乃昌老师讲课。老师们强调要掌握基本的历史线索、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同时也要掌握必要的学术动态,用学术发展的动态知识来验证我们学习的基本知识,充实我们的专业知识。所以很多同学,尽管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总想着要买一部分书籍,也有的同学利用假期的时间提早到校读书学习。记得,不止一位老师讲过,我们系在文革前,曾经有一年,同时有三个同学考上了研究生,是当时省内高校首屈一指的,这给不少同学以很大的鼓励。实际上,给我们上课的多数老师,当时就是系里的台柱子,后来随着制度的变革,他们很快就成为某一专业或某一领域研究的省内外知名专家。比如:韩泰华老师,后来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参与编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总编辑;程汉邦、徐宝庆、邹积贵、李季平、王阁森、骆承烈、费洪喜等老师等在专业上、学术上都很有造诣,发表或出版过不少论文与著作,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山东省教育厅聘请他们作为专家参加了不少省内高校不同专业的若干评估等方面的有关活动。程汉邦、邹积贵、费洪喜老师等曾到当时的聊城师范学院来参加过专业建设评估、研究室评估等活动。再比如,聊城师范学院时期的政治系首届夜大学学生就曾由李克山、李培栋老师分别担任政治经济学与哲学课毕业统考课程的主考老师。我们毕业以后,程汉邦、徐宝庆、费洪喜老师先后担任母校的校长、副校长,张顺清老师担任了母校的党委副书记。

我们的老师是非常负责的。有一件事情的记忆非常深刻:1981年我到聊城师范学院教务处工作后,有一项设计学生成绩表的工作,当我查看到我人事档案中的个人成绩表时,不仅大吃一惊,成绩表上非常明显的是李培华老师的字迹,上面填满了我们学习的课程和学时。关于这件事,在母校校庆之际,我曾经当面向李老师致谢,李老师却说是应该的。相对于那些没有成绩表的学校来讲,这是多么的负责啊!担任我们班班主任时间最长且直到毕业时的老师是臧惠义老师,更是与班级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三.坚持社会学习,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我们上大学的三年时间里,开门办学和参加社会活动不少,先后到过邹县南关开门办学、也到过沂水县进行社会调查,1975年去过梁山参加评论水浒,参加全国学大寨时在兖州徐营、姜高两个村以工作队名义待过8个月,其间去过邹县白马河军农场进行军训、割过水稻,在麦收期间还在学校周围的村庄比如西林西大队、陵城、陈家庄等地参加麦收劳动和平整土地。也在校内参加过各种劳动。我把这些开门办学等一类的活动称作为社会学习和实践的活动。参加这些活动,当时来讲,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是后来高校的办学活动中,进行社会调查也是必须的。我们难忘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老师们依然坚持教学,虽然把课堂搬迁到了田间地头上,搬迁到了农村,老师们和同学们仍然坚持学习专业知识,是非常可贵的。大家每人一个马札,带一块黑板,结合着社会调查,白天上课和自习,晚上和星期天进行社会调查,搞出了不少的调查报告。在曲阜,曾经进行过孔府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权统治的调查报告;在沂水,深入各个公社,进行调查,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的集子;在邹县,深入进行关于法律方面的调查,为邹县法院形成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在梁山,深入各个公社和与水浒有关的村镇,形成了关于梁山水浒遗址与民间传说整理的调查材料。在学校,我们班组织几个学生,在李承军老师的辅导下,编辑了刘禹锡《天问》的古籍注释,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以活页文选的形式出版。还有的文章在学校《破与立》上刊登。在兖州徐营、姜高两个村庄8个月时间,名义上是学大寨工作队,但实际上是学习与工作并行,老师坚持上课,大家坚持学习。期间,我们进行过几次工作与学习的总结,虽然大家有时急的一头大汗,但是很快学会并掌握了开展工作与总结学习的经验,其中我们班同学自己写稿自己油印所编印的一份小报,及时向学校和当地公社党委通报我们开展工作与学习的信息。197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怀着极大的悲痛,我们响应学校的号召,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听取了一二十个关于学习毛选五卷的辅导报告,编印了毛选五卷的词语注释,有的在学报《破与立》上分期刊登出来,给予大家很好的锻炼,并还编印了我们班同学悼念毛主席的诗集。至于开展宣讲活动,我记得的是:在邹县,我们班的同学还到邹县的各个公社讲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徐营,我们这一班同学还到数学系、物理系等学大寨工作队所在的各个村庄驻地讲哲学;在梁山,到各个公社讲解评论水浒等,给大家以实际的锻炼和提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系的老师组织我们,认真学习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文件与有关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有的也迅速地写出有关文章,投入于批判 “四人帮”的运动之中。 更使我们难忘的是,在我们开门办学的过程中,有多位来自学校机关和我们系的老师与我们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参加劳动,一起进行学习,师生朝夕相处,同学们请教有关问题,方便了许多,老师们和同学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比较融洽的感情。曲师的老师待人很亲,每逢假期开学有些同学到校比较早,或过节或过星期天,往往都被老师们叫到家里改善生活,使大家享受到家庭般的温暖。这一点,在毕业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验证。四十年来,有不少同学在不同的场合与地点,同学们和老师见面、和同学见面,或用电话联系、用手机联系、用微信联系,大家都感到很有感情、感到很亲,一个“亲”字,是当时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真实写照。

四.自己动手,齐心协力搞资料建设

我们上学的时期,学习资料非常困乏。那是没有现在的统编教材,只是使用一些高校通用教材或是几个学校集体编写的教材,很多过去的教科书也很难再作为教材使用,教学参考材料也较少,因而有些教材或是辅导材料往往都是根据教学需要,由我们的老师自己动手编写。因此,为弥补学习资料不足的缺憾,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自己动手搞资料建设。在整个学习期间,我们班同学,刻的刻,印的印,自己动手,形成了很多的学习资料,先后参加这一项工作的同学有很多,印出的资料也很多。我们的下一级同学,是历史专业1975级,他们班也有几个善于刻钢板的同学,有时我们就两个班联合起来,一块搞资料,互通有无,以满足学习的需要。我们班同学形成的这类材料,由于年代的久远,现在很难列出一个详细的目录来了,但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确是非常深刻的。这一活动的开展,使得大家学会了怎样查找有关资料和怎样利用有关资料,这为毕业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五.在唐山地震后的艰苦环境下,仍然坚持学习

我们上大学期间的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期间,为防震大家想出了很多办法:一个是在学生宿舍轮流值班,发现情况,及时通知大家,以便迅速撤离楼房,马上能够到达安全的地方;一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校要求我们学校的全体学生把双人床搬到操场住宿,其具体方法是把双人床围起来,搭建成防震棚的形式,起到防震的目的。随即,课堂也搬到操场,当时上课的学生这里一个班,那里一个班,大家围在一起,照常坚持雷打不动的上课。我们很难忘记,当时有课的老师们,根本没有时间自己搭建防震棚,而是坚持在家里备课,才能保证我们第二天的学习。记得有一位老师,担任我们的讲课任务。他老是晚上备课,坚持第二天上讲台,根本就没有时间搭建防震棚,一家人急的了不得,同学们也急的了不得。于是,大家就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全体同学不约而同地一起出动,帮助这位老师搭建起防震棚。那一段时间,老师们都非常辛苦,同学们非常敬佩老师们不顾自己、坚持教学的专业精神。尽管由于地震,环境困难,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不减。

六.母校三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大学三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第一,难忘给我们传道受业的老师。记得有一位校友,在母校校庆的时候曾经说过,回到母校,好像回到了家;握着老师的手,好像回到了十八九。这一深刻而形象的语言,也是我们的亲身感受。当时的我们,都很年轻,是我们的老师传授给我们专业知识,抚育我们成长,把我们培养成人成才,使得大家获得了专业知识,才能够走向社会,担负起国家赋予我们的工作,为教育事业贡献我们的才智,做好我们应该从事的工作。在兖州徐营、姜高长达八个月时间,张顺清、臧惠义老师和其他老师一起更是为大家操了不少心。我们毕业留校的几个同学,老是感觉个人学习不够,是我们的老师,不止一次地嘱咐我们,要以一个教材版本的知识体系为线索,把专业知识学深学透,就能很快掌握起一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为适应教学打下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练练笔,写点东西,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努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只是我过早的离开了母校,调到当时的山师分院(今聊城大学)工作,所得到老师们的帮助就不那么直接了,但仍然有着很多的机会向老师们学习,更是有着离开母校老师们的一种更难得的深厚感情。

第二,难忘我们的同学。许多人说,同学亲,一世亲;同学情,一世情。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班同学感情的写照。同学三年,大家建立起很深的感情。在系党总支和班级党支部的关怀下,经过党组织的辛苦培养,我们班先后分几批有八九名同学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当时的新鲜血液。在上学期间,学校的生活安排非常好,母校与山农、莱农等是省内高校学生生活很好的高校之一我们普通生每人十四元五角的生活费,不实行饭菜票,按桌打饭,细粮定量,大米面的窝头尽着吃,伙房的剩余蔬菜匀着吃,女生的干粮吃不完省给男生,还不时地改善生活吃包子、吃结余,所以我们这些农村的学生尽可以吃饱饭。开门办学或参加社会调查,学校还给予一定的补助,用以保证大家的学习与生活。每逢放假,班内还安排给路费超过10元钱的同学补助个2—3元,使得大家都能够安全回家和返校参加学习。现在看来,这几块钱可能不算什么,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在整个上学期间,班内女同学不断地帮助男同学补衣服、拆洗被褥,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开门办学或是社会调查期间,我们班还有一个优势,即是有一位上学前做赤脚医生的女同学,不时地给大家带一点药品,给大家带来不少方便之处。在校学习期间,同学们可能到三孔参观一、二次,其绝大部分时间就是餐厅、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用以学习。毕业以后,大家分配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岗位,有的联系多一些,有的联系少一些,尽管大家工作都很忙,但是一提到老同学,一想到老同学,马上就会感到非常亲切,这足以说明,同学三年所积聚起来的深情厚谊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内各地,在学校工作的,有的晋升为教授、副教授与高级讲师,先后撰写了不少的文章与著作,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方面形成专长;在机关、基层工作的,大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有一定的建树和成绩。大家都在培养人才、社会工作做出了不同的积极努力。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与大学期间的学习与锻炼有着密切联系的,这是母校党组织的培养与老师们教诲的结果。

弹指一挥间,时光流过四十年,上大学所留给大家的记忆是永恒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一届学生,大都已经退休,但越是退休之后,就越是怀念我们的母校,想念我们的老师,想念我们的同学。

在毕业四十年的今天,在写作这一篇回忆时,我由衷的感到,个人水平与个人的记忆实在是太有限了,难免会挂一漏万,也难免有些地方会不准确,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愿意尽我之力将其写出来,想用这一篇文字来锁住我们的记忆,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并殷切地希望大家给以多多的补充与指导,特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在毕业四十年之际,僅以上文聊作纪念。

(本文初稿写出后承蒙马立国、马传福、刘新业、房庆厚同学给以帮助指正)

2017517日草于聊城大学,24日修改,63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