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曲园
当前位置: 首页 > 情系曲园 > 曲园记忆 > 正文 曲园记忆

孔夫子老家曲阜师范大学那个年代的壮举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发布日期: 2015-01-30浏览次数:

作者按:曲阜师范大学是一所有点风格的大学,我高中上的是梁山一中,只是菏泽地区的重点学校,所以,当时我们中学要保送去上大学,目标就是曲阜师范大学,连省城济南的山东大学都没有资格去上。

  也所以,每次保送,被保送的人都要唉声叹气一番,觉得明珠暗投了。

  但是,事实上曲阜师范大学是一所有些风骨和特点的大学。

  特点一:位于圣人之乡;

  特点二:后来兴考研究生之后,这个学校出来的很多本科生报考了很多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且分数很高,后被称为“考研基地”;

  特点三:该校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收留了很多被打倒的反动权威,下面转的这篇文章就说了其他的几位。实际上,我在高中时候就知道一位数学家也是这样被收留的。

  等到文革结束,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分子的时候,本来这些人完全可以离开曲阜前往北京的,但是因为困难时期被曲阜师范大学收留照顾,大多没有好意思提出这样的想法。以“情”留人,曲阜师范大学在这个事情上做到了最好。

  我所知道的那位数学家是邵品宗教授,他是华罗庚的弟子。等到我博士毕业后开始在思源楼工作之后,和华罗庚先生的诸位弟子认识后,还特意问过大家对他的看法。

  其中有说:“邵品宗个子不大,能量不小,口才也非常好。”

  各位读者不一定记得这个人,可是如果您是学过理科的,尤其是学过数学分析(非数学类叫《高等数学》),做过著名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就也许还能回忆起封面上的这个名字,邵先生是那套六本书的主审之一,另外一个主审则是郭大钧先生,是山东大学数学系原来的系主任,学术能力和大多数数学界的中科院院士不相上下,只是这样那样的缘故才没有当上。

  邵教授当时是因为自己的哥哥是中华民国的部级高官,好像是军方负责空军的,还有哥哥去了美国,所以拿右派当仁不让就拿了他。

  后来他好像很晚才离开曲阜这个小地方,也是出于对曲阜的感谢之情,让人想起来不禁感慨万千。

曲阜师范大学,不容易!!!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

(中国青年报于 2010-07-19)

  如果一所大学里全是些“正常人”,将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

  一所僻处乡下、名声不显的大学,因为其僻处乡下,因为其名声不显,曾在动荡不已的年代收容了一批隐士一般的学者。——我说的是曲阜师范大学。在20多年以前,我因采访需要,曾与其中古怪透顶的几位有过来往。

  公认“最怪的教授”叫陶愚川,他也是当时该校学术地位最高的教授。其实,大家说他学术地位高也只是估摸着说,除在北师大任教的一位上世纪30年代留美同学毛礼锐之外,陶与学术界同仁从无联系,甚至跟他本校、本系的同事都不来往,平时大概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每天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衣服,踽踽独行于图书馆、食堂、宿舍之间,不跟任何人废话。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跟他搭话。事实上,在我为了走近陶先生而先后采访的十多位该校教师中,声称自己曾经有幸跟他说过话的,只有一个人!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终身不娶,只有关于他年轻时痴情的传说。没人知道他是一贯不爱说话,还是因为家庭背景而不敢说话。他的大哥陶百川,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1977年至2002年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

  陶先生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49年前,曾任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从上世纪50年代来到这所学校,直至“文革”结束,他几乎没教过一天专业课,多半时间在外文系教英语(论坛)。但他却一直没断了搞自己的专业研究。“文革”前有段时间他辞职回了老家浙江农村,仍然数次请生产队开介绍信去杭州的图书馆查资料,用小学生作业本写出了几卷手稿,一本正经地交给公社党委。后来回到学校又重写,写成约9300万字,郑重交给校革委会。当时谁也不把这个古怪老头儿费尽心血的手稿当回事,随手就给丢了。然后他就再从第一页开始重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皇皇3巨册《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面世,震动了教育史学界,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但每个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其余全部上交给校党委。书出版以后有四五千块钱的稿费,他也交给了校党委。上交没有任何动机,拒绝没有任何可能。

  学校领导开明,采取了最合适的方式来对待这位怪人,那就是——悄悄地照顾他,不打扰他。在他居住的专家楼里,破格安排了一位年轻职工做他的邻居,每天去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这位孤单的老人因之能够活到86岁高龄才谢世。

  曲阜师大的老师说:“你要是早一两年到我们学校采访,还能见到一位比陶愚川教授还古怪的庄上峰教授。”

  据说,这位庄先生与陶差不多是同期的留美生,后来也与陶差不多同期在外文系教书。其父是前清翰林,曾在孔府做清客,实际上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当私塾先生。所以庄上峰从小生活在孔府,跟孔氏直系后裔们一起玩儿大。

  庄先生的太太是他年轻时从妓院里赎出来的,两人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年代。太太去世以后,庄先生迅速衰老,每天夜里12点以后围着宿舍楼一圈圈走,脚底板在地上拖动的声音深夜里让很多邻居难以入眠。大家可怜这个孤独的老头儿,从没人提意见。如是一年多,油尽灯枯。

  庄与陶不同。陶先生对“窗外事”是真不议论也真不关心,而庄先生却是非常关心,私下面对放心的朋友时也真敢议论。据与他交好的李毅夫副教授跟我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庄先生就跟他谈到“刘少奇要完”,在九大之前又早就预言过“林彪要完”。谁说书生就一定不明世事?庄先生真神人也。

  庄先生述而不作,不曾有学术专著流传。但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去世后,学校整理其遗物,竟发现了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名《雷霆时代》,极端写实地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老同事们的生活——闻一多如何追班里的女学生,以及梁实秋、老舍、游国恩等教授如何如何,稍加揣度全都能对上号。因为太写实了,出版社不敢原样照出,删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就意思不大了。

  与陶、庄相比,书法家包备五教授就一点都称不上“怪”了,虽然他也邪门儿得可以。本校的老先生们都说“包老师的字太好了”,但他只是教书,从不参加各级书协的任何活动,没进过专业“圈子”。据说,他生平坚持只参加一种书法展——本校教师书展。

  有一年,山东省政协主席托学校向这位省政协委员要字,吃了瘪。他跟学校领导说:“领导的话有时说完就完了,你们不用太认真。他要是真喜欢我的字,还会再开口的,到那时再说。”

  但曲阜乡下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头儿,请同村一位在学校当临时工的青年领着上门索书,却能手到擒来。包备五不单痛痛快快地写了一幅岳飞《满江红》,而且担心他没钱好好裱糊,还亲自动手给装裱起来。“他肯定是真喜欢才来要的,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包先生对我解释。

  学校一位不认识的勤杂工,有一天突然敲包先生家门,忐忑不安地说,他妻子生了急病,多亏附近一家驻军医院抢救脱离了危险。他不知该怎么感谢大夫才好,客套半天,人家提出“想要包老师一幅字”。包先生一听是帮忙治病的事,二话没有,铺纸就写。

  不给政协主席写,却给农民写、给工人写,包先生的故事在校园里传为美谈。难得的是,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毫不刻意、造作,一派纯天然。

  还有前面提到的李毅夫副教授。上世纪30年代的留美经济学硕士,自50年代到80年代跳过3次系,教过中国历史,教过英语,将近60岁时又改研古汉语音韵学——“终于跟政治彻底无关了!”样样都曾做出很好的成绩,但也因为变来变去,只能以副教授头衔退休。老人家是真正的乐天派。“文革”期间曾以“特嫌”被红卫兵扭送监狱,竟然因此跟监狱长成了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退休后还时常互相串门儿。

  有这么一群怪才栖居,使这座校园内部充盈着“郁郁乎文哉”的气息,使外面的人看校园有点“深不可测”的敬畏。

  这些“怪教授”们,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怪教授”都留不住、容不下,全是些“正常人”,又将是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曾经,很多大学校园都流传过与“怪教授”有关的故事,可惜新版本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课题”、“基地”、“工程”、“项目”的规整之下,怪人如今在校园里很不好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