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站在十八岁的门槛上，我从家门口的一所“戴帽高中”参加了对我来说十分神秘和神圣的高考。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是全公社文科应届毕业生唯一进本科的。”

赴学的路沉重却温暖

一个喇叭全村听的小屯子顿时热闹了，父老乡亲敲锣打鼓来为我送行。父亲硬要亲自送我到火车站，谁说都听不进去。候车时，他轻轻把我拉到一边，两只手从左右两个口袋里掏出一些钱，然后合在一起，默默地塞到我手里，“穷家富路，能多带点就多带点吧。”我一毛一块地清点了一下，不多不少12元，另外还有15斤山东省粮票和5斤全国通用粮票。父亲用两根橡皮筋把它们扎好，装入我的上衣口袋，并用粗大的手把那枚小小的纽扣系上。检票进站后，父亲又翻遍了上衣口袋，直到确认身无分文了，才满怀深情和热望地说：“儿呀，要是咱今天坐车去了，明天就能回来挣钱，那该多好啊！”我万分理解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家里实在是太艰难了。

从挤上火车，我就侧耳等听列车播音员报站名，听不清就打听，因为父亲千叮咛万嘱咐：“没有路费送你去，你自己第一次坐车出门，嘴嘞着点，千万别提前下车，也别坐过了站。”直到在拥挤的车厢里站了近11个钟头，我终于听到了渴望已久的声音：“兖州站到了，在兖州站下车的旅客请……”

与热心的“军大衣”结缘

背着被褥，抱着一个简易的木箱（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我走几步歇一歇地最后一个出了站。当我坐在木箱子上喘息时，一位身穿黄色军大衣的青年走向前来十分亲热地问：“是到曲师院的吧？”我站起来不停地点头。他见我有点冷，急忙脱下大衣披在我身上，并背起我的被褥，抱着我的木箱，让我紧跟着他，来到了学校接站处。他还买来两个芝麻烧饼让我坐在木箱子上慢慢吃着等车。他便是后来成为我的领导和同事的王文西老师。

我们不是爷儿俩，是同学

我是比较早到校的人。记得那天上午，不知东西南北的我正在犯难，看到一位农民模样、看上去有四五十的中年人走来，我有点难为情地迎上去：“大叔，历史系新生在哪儿报到？”他严肃地打量了我半天，然后顺手抹了一下我的头笑着说：“你就跟我走吧！”尔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刚报上到，是我同班的同学。直到今天，我们偶得小聚，我总不忘多敬“大叔”一杯。事实上，他比我大16岁还多21天呢。他长得老相，我们一同进城，别人都说我们是爷儿俩。

入校后，没有现成的宿舍。我们就住在老文史楼一层东头的教室里，一个“房间”住20几个人。那时的走廊和楼西头厕所的灯都很昏暗，时常黑灯瞎火的，到了夜里想上厕所的时候，我很害怕，没有办法只好叫醒我的上铺陪着我去。时间一长，这位整整大我一旬的老兄长，每晚后半夜都要爬起来轻轻地摇着我的头，把嘴对着我的耳朵：“小张，小张，又到点了，还去吧？”只要我去，他总是陪着我，风雨不误。以至于后来我们搬进了新建的学生5号楼，楼内有了厕所，走廊灯也亮多了，可每天的后半夜他还按时问我去不去厕所。

半年长高四公分，绝非夸张

那时就餐，没有饭卡，也不使用饭菜票，食堂内整齐地摆着一行行干净的大方桌，桌上都标有桌号，每桌8个人，以班级划分固定。饭碗都放在桌洞里，四年就没听说谁丢过饭碗。每张饭桌上，上下对扣着两个脸盆，就餐时，早去的同学端着一个去领饭，每人一个馒头，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另一个盆子用来打菜，菜打回来了，再把每个同学的饭碗摆出来，然后连菜带汤一一分好，分完菜再用它把粥打回来，谁来了谁吃。每次吃饭时，我觉得自己碗里的菜总是多那么一点点、肉也常常多上几小片。后来，我只好抢着到食堂打饭、分菜，可吃饭时，他们仍常常捡片肉给我。每当我手捂着碗口，不好意思地谢绝时，那些大哥、大姐们就说：“我们都定型了，你正在长身体，只要你不嫌弃，就多吃点吧。”或许是同学的悉心关照，每顿都能“多吃点”；或许是出过圣人的风水宝地养人，春节回家时一量，我半年长高了足足四公分，体重增加六点二公斤，以至于在家门口久等的母亲见到我时，反应显得有点迟疑。

最暖莫过百家衣

入冬后不久的一天清晨，我被响亮的起床号叫醒，睁眼一看，对着我的那扇窗子开着，放在床边椅子上的衣服都不翼而飞。一根竹竿头枕着窗台，脚抵着椅子，天塌下来都不管地斜躺在那里，暗示我衣服去向的线索，并留作纪念。集合上操的哨声响了，而我总共就那么一套过冬的衣服，只好请假躺在被窝里。我拧着肚皮怪自己，怎么睡得那么死，一点声音也没听到。怪罪完了又自我安慰：多亏没把被子也揭走，要不，这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冬天可怎么过吆。出操回来，同学们忙着翻箱包，老魏抖给我一条秋裤，老潘扔给我一件绒衣，其他同学虽然不比我宽裕，但也都找出衣服让我挑捡。午饭后，一位老大姐，不知怎么知道的，把丈夫来看她时忘记带走的一件涤卡外衣叠地板板整整的，让人捎给了我。就这样，身穿着“百家衣”，我温暖地度过了那个无论是对我来说，还是对我们的共和国来说都不同寻常、具有时代意义的冬天。

二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幸运者，因为当初选择了曲师；我更是一位富有者，因为从迈入曲园，我就拥有了太多太多的师爱、太多太多的友情。我坚信，在曲园获得的这份师爱和友情就如存在银行里的货币，有本有息，且存期愈长，我的“本息”就愈丰厚。

作者简介：张立兴，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1978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留校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