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之初，王锡昌先生以学识渊博得到师生的拥戴，也为领导器重。时任人事处长的李宗谦到上海招聘擅讲《楚辞》的吴林伯先生，刚刚归来，席不暇暖，当晚就接见王锡昌先生。

　　王先生提出了教学建议：要发挥地缘优势，让学生对儒教文化有毕生的兴趣，切忌“自我封闭”；曲阜是“文化孤岛”，好处是可以安心静读，然而也可能学术视野狭窄；要尽可能“走出去，请进来”，与国内学术界声气相投。这个意见得到了高赞非院长的重视，讲师以上的新年团拜会上，特别称赞了王先生的“卓见”。

　　然而，到了反右时期，“文化孤岛”成了“罪状”，高赞非也成了“反党集团”的骨干。到1958年首届本科生入校时，竟只听到了“专科生是二年徒刑，本科生是四年徒刑，教师是无期徒刑”的流言蜚语。王先生自然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

　　但是，“口碑”是打不倒的。王锡昌在学生中仍然得到推崇，包括刚入校的新生，都要打听两个右派副教授：一个是王冰洋先生，但他沉默寡言，无奈学生只好敬而远之；另一个就是王锡昌先生，他口若悬河，谈吐诙谐，虽处逆境仍不乏幽默。不少学生不仅划不清界限，反而不时地偷偷摸摸到他的宿舍里。

　　他的宿舍墙上，挂着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合影，前排中间端坐的竟是司徒雷登。大家莫名惊诧，王先生却说：“不管什么情况，他都是我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这话在当时，确实振聋发聩，博得闻者的尊敬。

　　王先生重登讲台是在1961年的春天。那时政治气候变得宽松，高赞非也由图书馆出来主持教学工作。这时，数学系请了吴文俊讲《拓扑学》，中文系请来陆侃如讲《文心雕龙》、高兰讲《诗歌朗诵》。高兰心有余悸，只敢朗诵毛主席诗词，但学生的条子却雪片一样地飞向讲台，要求他朗诵代表作《哭亡女苏菲》。群情难却，高兰只好在“酝酿情绪一分钟”后遵命，台下啜泣有声。事后，不少学生要求了解抗日救亡之初“诗歌朗诵运动”的情况，但高兰教授已经返济，其他教师也来不及备课了。王先生勇挑重担，在课外活动时间开讲座，他妙语连珠，绘声绘色，仿佛把学生带进了当年“大后方”武汉、长沙，人人都沉浸在爱国主义的激情中。听王先生讲课，真是一种艺术享受。

因而，兼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李宗谦批准，让王锡昌先生开了选修课《诗歌创作与朗诵》。王先生一如既往，在讲台上旁征博引。

王锡昌(1912—1980)，又名王熙昶，无棣镇南关村人。幼时随父寄居南京。八岁父殁，移居济南。1921年，入小学读书， 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38年，王锡昌请准哈佛奖学金，入燕大研究院深造，其间颇受司徒雷登赏识，留有合影小照。翌年秋，与阎方琦女士结婚，在燕大附中兼课。1956年夏，调曲阜师院任讲师。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右派，但仍继续任课。1962 年获得甄别，升任副教授，嗣后又兼任工会主席、教研室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锡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1979年平反。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又放弃悠闲的退休生活，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1980年8月，病逝于济南，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