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在曲阜师范大学的7年，我想起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的话，“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再好的竹子，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箭镞，就不能成为利剑；再好的铜材，如果不煅烧铸造，就不能成为好的兵器。由此推论，对学生的培养，品德最为重要。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其重要性远甚于把他培养成天才。曲阜师范大学就是一所视立德树人为学校生命的高等学府，她高度重视儒家思想所崇尚的道德教育，把严谨求实的教风学风传播到各个院系，渗透到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母校坐落在孔子故里曲阜市，千年孔孟文化的传承与演进，让“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思想根基。回想当时，学校把现代信仰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和校园文化环境的熏陶，将社会主义信仰、社会公共道德写进每一位同学的心里，使同学们成长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健康的人。1983年，时任中文系主任聂建军老师对我进行入党前的组织谈话。那天，他刚吃完晚饭，从6点开始，一谈就是3个多小时。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井维增老师常和同学们谈生活、谈工作、谈人生、谈理想，小到认真学习、宽以待人，大到坚持信仰、发挥模范作用，井老师的交心谈话，让我懂得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

母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堪称典范。无论是对教师从业基本技能的教授，还是专业教学、实习实践的各个环节，无一不体现着母校崇德尚学、教学育人的优良传统。记得上学时，母校不但注重对粉笔字、钢笔字等教师基本素养的训练，还特别重视思想层面的教育，要求每一位学生从入校开始就在如何当好一名老师上下功夫。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也特别善于把这种教育思想贯穿到专业教学、劳动锻炼、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各个课堂，不断提高我们的学识和修为。记得毕业实习时，我有幸师从黄清源老师到曲阜一中进行教学实践。黄老师总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上课。从备课思路到讲课技巧，从课堂控制到课业安排，他都是先教后听，听完再教，一直到他满意为止。在对授课情况讲评时，黄老师总能中肯地指出问题之所在，并一一帮助纠正。中文系的学生总是在文字写作上心存优越感，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洋洋万言，黄老师逐字逐句进行修改，一字一词都要求安排妥帖，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都要相互衔接，丝丝入扣。黄老师对待工作和学习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态度，让我倍受振奋，他的教诲，我至今牢记在心。

在母校读书的几年，我总有种感觉，就是无论是学校领导、著名学者，还是广大老师和同学，都特别质朴、特别和蔼可亲。他们穿着朴实，处事朴实，思想朴实，作风朴实，好多老师都穿带补丁的衣服上课，从不觉得不自在。这就是对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一种亲身示范，更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在我的记忆里，杨振琪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两个班的辅导员，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楼，每到吃饭时就与我们一起端着小饭盆到食堂打饭，没有半点架子。他待人热情真诚，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与他相处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踏实和坦然。他退休后，仍然挂念他每个学生，经常打听我们的消息，把我们当成他的骄傲，我们哪怕取得一点点进步，他都通过书信或者电话向我们祝贺。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对杨老师尊敬有加，他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想方设法给他提供便利和服务，这既是对老师的一种感恩，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敬重。

本科毕业时，我有幸通过母校研究生招生考试。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我更加理解了母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和“勤奋、朴实、团结、进取”的校风。懂得了本科学习期间文化课严格考试的用意，听懂了飘满校园角角落落朗朗书声的意蕴，明白了农场劳动锻炼和宿舍卫生评比的意义，……这些在每一个曲师人身上凝结沉淀下来，形成了一种品格、一种力量、一种特征和符号。我的导师刘乃昌先生，就是这种符号的代表。他为人从容淡定，低调谦逊，不追求奢华，不追名逐利，与人交往总是宽容、仁义至上；他治学严谨，务实求真，对各种文献典故烂熟于心，对苏轼作品有独到研究和见解，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记得他教我们时，要求半月写一篇读书笔记，并一字一字、一词一词地亲自修改，对我们的硕士毕业论文，他更是精心修改，让大家受益匪浅。

如今回想在母校经历过的这些人和事，转瞬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又有多少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人和事啊。我不禁感想，不正是这一代代人和事的积淀，形成了曲阜师范大学的精神血脉吗？正是这种血脉培养了我的人格，给予了我最珍贵的人生本钱，给予了我工作的力量。这就是母校，对她我永远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