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校后的前两年，我被派到外文大队教汉语写作。上课时我发现，比起其他大队，学生中工农兵最齐全，穿绿色、灰色（海军）军装的与穿便服的杂坐在大教室里，呈现了文革中大学生的特色：工农兵学员。晚上我去辅导，推开小教室的门，突然一声“起立”，“刷”地站起一屋子的兵，红帽徽、绿军装，生气勃勃，使人误以为进了军营。不知是特意把他们单划为一个小班，还是军人意气相投自动聚集在一起。

　　外文大队学生中，干部子女似乎也更多一些。有的父辈是在职的省部级领导，真正的高干子弟。有位女生叫“淮海”，我以为是我故乡人，她说不是，她是淮海战役时出生的，弟弟叫“越南”。我明白了，她出生于老革命之家。后来知道，她父亲就是当时经常上报纸的中央某部部长。有位男生，开始穿绿军装，后又穿灰色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调海军了。别的同学告诉我，他父亲是某机械化部队司令。可能他们在山东上山下乡，被推荐上大学的。在我的印象里，这类学生视野开阔，文化基础较好，但并不高调，也较理性，不像现在某些青年父辈不过是县处级干部，却自命不凡，有着“官二代”的傲气。

　　有一年，我随日语专业学生到青岛海港实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大部分学生在货场（对外商场）借站柜台与日本海员交谈，练习日语。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高，又经过初步的涉外教育，很注意原则性。一天，我突然见一个学生和日本海员吵了起来，接着又围上去了几个学生，七嘴八舌，满耳日语。起因是学生问一个日本海员到过哪些国家，这是为了练习日语而没话找话。海员说他到过某国、某国，还有中华民国。学生不愿意了，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是我国台湾省，于是辩论起来。学生人多势众，理直气壮，海员只好认输。还有一次，一个日本海员为其夫人买睡衣，站柜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日语女教师。日本海员叫她穿上试试，但女老师坚决不穿，以致发生了口角。

　　更多的日本海员则有不同的表现。一位海员主动向同学们谈起日本社会的弊端，还有工业污染，哪有青岛这样的蓝天碧水。别的海员说，他是上个月日本海员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母亲是中国人。曾见一位长发日本海员，上了岸就奔理发室，说中国物价便宜，他到了几个国家都没理发，就等着到青岛。有一天，见几个日本海员在工艺品柜台看象牙球。象牙球透空雕成，大球套小球七八层，层层都是镂空菱形花，一摇层层转动。海员说这个日本也有，是一个半球一个半球粘起来套上的，开水一泡就散；而你们这是一层层掏着凿成的，工艺真是惊人，中国人了不起。

　　有位日本海员说，他大学毕业所以当海员，就是要走遍世界寻找真理。听说这里有山大学生，要求与中国大学生座谈。座谈会开了一晚上，事后我问同学们座谈的什么，他们说，日本海员提出的一个话题是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那么大灾难，你们不恨日本人么？同学们说，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不幸，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要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位日本海员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抱拳躬身说：“谢谢，衷心感谢。”我听了很佩服同学们的理性和政治敏感力。

　　通过海关实习，我们进一步领悟了突出政治和文化素养的关系。不必讳言，部分工农兵学员文化素养不高。一个学生曾经问我，白乐天是干什么的，日本海员同他谈白乐天，他无法应对。还有位同学说，一个日本海员迸出个词“李下不正冠”，还说来自中国，他无法回答。我解释说，白乐天是白居易，乐天是他的字，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在日本妇孺皆知。“李下不正冠”来自汉乐府《君子行》：“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避嫌之意。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极深，有些典故已融入日语成语中。出现这类事，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个别学生文化水平更差。报纸上有个标题“姬鹏飞回到北京”，他竟理解为姬鹏坐飞机回到北京。他不了解这样解读是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何况姬鹏飞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如果同外国海员交流时出现这样的错误，岂不成为笑话！由此可见文化修养的培育绝非小事，不可忽视。

　　后来我回到中文大队参加“开门办学”，和学生一起到工厂下农村进行写作实践。在济南两个工厂，写了几篇新闻稿，都发表了。其中一篇记家属炼铝组的报道，《济南日报》《大众日报》先后刊登，省电视台也播放了。下农村，写了篇六千来字的通讯，《大众日报》和《农村大众》都刊发在头版。这些东西，有的难免带有文革气息，但同学们学习了如何调查、如何构思、章法布局，对教写作课的我来说，更是个接触实践的锻炼。还有件事值得一记。山大迁回济南前，中文大队有两个学生写了篇评宋江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上。时过不久，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在全国展开。这篇文章正赶在风头上，观点不可能与运动一致，成了对立面。上面要挖后台找黑手，追查幕后指使人和辅导教师。这两位学生对他的老师说：“你别怕，一切我们扛，他们能把工农兵学员咋着？”大有水浒人物豪侠之风。他们一口咬定文章与任何老师无关，此案也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