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过起了悠闲淡泊的生活，犹如秋天的原野，坦荡而清净，实在是一种人生凝重而天然的享受。 教师节来临之际，任淄博市教育局局长的学生张洪亮，敲开了我的门，笑嘻嘻地说：“老师，节日好。”随手捧上了一束绚丽的鲜花，令我一时感动不已。 送走洪亮他们，思绪宛如一湖秋水被风吹过，激起了一道道涟漪，令人追溯自己的脚印，忆起如星恩师…… 一 1959年暑假开学后，大概是因为我在初中时曾当过淄博三中少先队大队长的缘故吧，被淄博一中团委书记许锡川老师选中，提名为校团委委员候选人，且被选中，令我感到既诧异又兴奋。一下子融入了一个团结和谐的领导群体之中，由此激励我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当时许老师与我们不分彼此，几乎像同学一样，无话不谈，无事可瞒。许老师在索镇学习时，我与我们班团支部书记黄宗志骑自行车去看他，他格外高兴，盛情招待我们。我们临走又给准备好了路上吃的，送我们时泪眼汪汪，伫立村头，直到看不到我们的身影。有一年寒假，他竟然从潍坊到博山的途中下火车，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20多里来到我的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与我，感动得母亲久久地拉着老师的手，说不出话来。 1960年春，由许锡川老师和张陶村校长当介绍人，一中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这对于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来讲，该是何等的喜事啊！可是，当时市委组织部一位组织员与我谈话时，说我有骄傲自满情绪，后来就以此为由没有批准。许老师约我到他家吃了一顿白馒头，然后才告诉我这一消息，他说：“组织上入党是一个手续，而思想上、行动上入党，则是终生的实践。福信啊，要经得住组织的考验，经受住一切挫折。”在许老师的教诲下，我逐步认识到，此事对我来讲无疑是件好事，给我提供了一次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机会，经受了一次锻炼。这样的教诲，使我终生不忘，由此我铭记只有永远不自满，才能不断进取，不断进步。 1989年10月24日，我率张店区有关部门领导去胶东考察，返回途中有意路经坊子区许锡川老师的老家，看望久别的老师。坊子区委书记孟庆臣，是我在省委党校县委书记学习班的同学。我一到他那儿，就请他着人去请许老师。当许老师弯着腰，步履蹒跚地进入会客厅时，我看到他脸上布满了皱纹，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不禁一丝惆怅掠过我的心头，但他依然是灿烂地笑着，使得脸上皱纹更加集中。他与我亲切握手，眼里闪动着泪花。我请他坐下，恭敬地给他捧上一杯热茶，真切地说：“许老师，您是我的恩师，没有您的醍醐灌顶，就没有我的今天。老师的恩情，我终生不忘。” 吃饭时，他紧挨在孟庆臣身边，显得非常激动，以致手有点颤颤巍巍地把酒溅在饭桌上，全然失去了当年的潇洒和干练。但他对生活，对学生，依旧乐观热情，临别久久地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福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感到非常欣慰。有了这餐饭，得到了你的那么多同事的敬酒，特别是我们父母官的敬酒，就足矣了。”他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可我早已泪眼模糊。 我送许老师上车，在招待所门口与他挥手告别。此时已是深秋季节，北风吹拂，颇有凉意，直到载着许老师的车子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我望着满天星斗，心中隐隐地涌动着莫名的凄凉，久久地伫立在老师家乡的土地上…… 后来，他的孙女来我校上学，带来了他的一封信，字迹俊秀，其情切切。再后来，他的孙女给我带来了许锡川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的心头一惊，悲痛顿生，泪水涌出，扔掉手头的工作，索性走到校园里，仰望长空，寄寓东去的悠悠白云，请她满载我的不尽哀思，告慰我敬爱的老师…… 二 考进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后，我充任班团支部书记。1964年秋，我们即将毕业的学生参加了曲阜县农村“四清”，我被分配到城南葛家庄工作组，组长是我们的党总支书记阎金玉。他18岁任许世友警卫连指导员、23岁当团参谋长、25岁任副团长，在朝鲜战场上由于患肺结核，回国疗病并转业。我们一同睡地铺，食窝头，耕田地，捉虱子，一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书记与学生的沟壑荡平了，官兵一致了，友谊油然而生。 这样的生活常常引起他的追思，不断地引领我们与他一起去翻阅那火与血写成的无字天书，从而锤炼我们那颗追求理想的心灵。他不仅言教于工作生活的细微之中，而且更注重以身作则，垂范于时时刻刻。他的肺大泡致使他经常彻夜咳嗽，难以入眠，白天却依然精力饱满地投入工作。他的夫人是位大夫，经常着人给他捎药，而他入村两个多月一次也不曾回仅隔十几里的家。在那越“左”越革命的年头里，他宁愿被人斥为“右”倾，也不加害农村干部。当有些人侵占了一户老中农的树林时，他坚决主张予以退还。结果与副组长发生冲突，直到团部来人支持老阎，才算了断，才安定了民心。我有一次在小组总结会上，既讲了我们的成绩，又讲了我们的不足和今后的建议，他高兴地说：“小张，开始运用辩证法了。” 那时农村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匮乏是孪生的。新年到了，我们与社员一起联欢。他带头唱起了《白毛女》选段，引起大家不断喝彩。他又掏出工资请社员看了一场电影，开创村里放电影之记录。 1965年4月3日，沐浴着和煦的春风，环绕着新绿的杨柳，聆听着布谷的叫声，在工作组的茅草屋里，金玉书记亲切地说：“小张，我高兴地告诉你，经组织批准，你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从现在开始就要把一切交给党，争取做一个好党员。” 我毕业分配时，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但当时充实基层要求年龄要小一些的，故在省里调整方案时，金玉书记调我到菏泽充实基层。我临走时，他约我到他家吃了一顿红烧肉，并语重心长地说：“福信，到省委办公厅去工作，当然好，但我觉着你相对年龄小一点，更应该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和考验。” 鲁西南在山东相对而言，比较贫困和艰苦。当年全省数十所大学应届毕业的28位同学一起充实到菏泽专区，先作为普通队员参加当地的农村“四清”，我被分配到菏泽县吕陵公社“四清”大队桑家庄工作组。因为有了在曲阜参加农村“四清”的实践，所以在这里工作起来，就比较熟悉，比较容易。我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照上级的要求有步骤地进行“四清”，组织生产。 我的组长是一位公社党委副书记，文化程度不高，但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我与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就与他一起睡地铺，一起在一个贫农家里吃饭，一起在他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工作，锤炼对党的无限忠诚，培育同老百姓的血肉感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富有经验的老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日积月累地增长才干和经验，逐步适应承担的工作。 1966年春天，我的预备党员刚刚被批准转正，菏泽县“四清”工作团委派我到赵楼“四清”分队任指导员，后任赵楼公社党委书记，成为我们大学生队伍中第一个分配具体工作岗位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经过一番折腾，我们这些充实基层的大学生被污为刘少奇、安子文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产物，必须予以纠正，我回到了家乡淄博。 1988年春，我任中共张店区委书记时，阎金玉书记突然光临寒舍，我惊讶之际，询问他的近况，他笑哈哈地说：“我与病魔苦斗了近40个春秋，现在看我是胜利者。”他依旧是挺拔的身材，高高的个子，单薄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富有哲理的话语，凝聚着不屈的意志。时隔23年后，再一次与金玉书记相聚，又一次聆听教诲，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在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金玉书记去世的消息，是曲师大党委书记谷汉民告诉我的。那时，金玉书记已魂飘泉台月余了。这迟到的哀思，更深沉更久远，如昨的往事，如涛的哀愫，回荡心中，不能自已，凝聚成一篇《迟到的哀思》发表在曲师大校报上，曾引起许多师生的关注。后来，应母校之邀，回到学校，伫立在美丽幽静的校园里，伴随着如泣如诉的风声，耳闻王化岱老师的话语：“老阎有着钢铁般的毅力，他与肺大泡、肺癌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临终时说：‘在火与血的锤炼下，锻造了党性。使我为党多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十分的欣慰。’”这凿凿之声，扣打着我的心灵，激励着我们这些阎金玉书记的弟子们奋勇前行，去不断地开创新的天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