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先生简介

韩军，男，1962年生。1986年毕业于我校中文系，获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全国著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育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一等奖获得者。第一线中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教师之友》杂志核心作者。现任清华大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主持全国最大语文教育论坛“韩军在线”。

一、想弃读：父亲让我蹲禁闭

24年前，夏天，一个傍晚。

我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是山东省德州师专中文系的。那年，我17岁。拿到通知书，万分失望。我是当年那所中学考上大学的唯一的文科生。我的同学，最差的也去了二类学院，是本科，而唯独我考上了一个专科，并且是师范院校。我坚决不去，准备复读，第二年再考。

但是，爸爸却坚决让我读师专，不同意我复读再考。爸爸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干部、老党员。他解放前参加革命，在大熔炉里中识得几个“字儿”。他识字水平，是能粗浅阅读山东省的党报《大众日报》，但却不能写作。他写的“字儿”，我更不敢恭维。

也许是出于他自身对文化的渴望，也许是出于对儿子未来工作的忧虑，他执意让我读师专。如果我去上学，将是我们韩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位“先生”。而17岁的我，出于青春豪情，出于对自我“宏大前程”的神往，执拗不去读师专。

爸愤怒了：“上师专怎么了，当老师很不错，知书识礼，自己识‘字儿’有文化，也教别人识‘字儿’有文化，你又能挣碗饭吃，很不错嘛！”

我说：“我要考法学院，当律师；我要考广播学院，当播音员（当时还没有主持人概念），将来社会发展，更需要两种人才”。

爸爸说不过我，就对我施行“专政”。把我锁在一间小东屋里，不许出门，不许吃饭，让我反省。我呆了一整天。不时有邻居和朋友，隔着门缝、窗户劝我：“听你爸爸的话吧，他是老干部，说的有道理。”

我硬着头皮，带了行囊去师专。

父母一同把我送到学校。母亲为我铺好床铺，并把手表摘下来，戴在我的手上。那是我们家的高级家当，瑞士产的，母亲戴了没几年。

然而，两年后，我即将毕业当“先生”前夕，爸爸却被诊断出肺癌，我走上讲台不到三个月，就离开了我，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手执教鞭的“英姿”。

那之后十几年，一本教育杂志的头条，登了一篇长篇报道，那是我的“光荣事迹”，上面还有我的大幅照片。从此，我成了所谓“名师”。爸爸已经永远不可能看到儿子那“踌躇满志”的样子了。

我把那本杂志当成了“纸钱”，奉献在爸的坟前。没识几个“字儿”的老爸，若地下有知，说不定，能读到上面那一长串“字儿”，――那是关于他儿子的，能看到已成壮年的儿子的照片，——他儿子“有出息”了。

我不曾忘记，老革命、老党员的爸爸，在我走上人生的，“侵犯”我的“人权”，“强迫”我读师专，正是我为师的起点。某种意义上，是老革命的爸爸让我手执教鞭的。

今日，我坐在电脑前，回首22年前，那被“关禁闭”的情景，泪水滴湿了我的键盘。

二、欲转行：做教师难说最爱

1981年，我19岁，从德州师专毕业，我的选择，不是做老师，而是做电台播音员。

那时，正是一个著名故事流传的时代。那故事说的是，一个公社书记对一名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售货员！这个故事并非虚构。连售货员都比教师待遇高，播音员肯定比教师高多了。那时，电视机远远没有普及，广播拥有大量听众。播音员、记者走到哪儿，一说，“我是电台的，就是那个播送什么什么的播音员”，肯定把人家“惊吓”一下，立即引来仰视艳羡的目光，把你前前后后打量一番。

即使今天，你也得承认，一个中等学校的老师，其社会地位，仍不一定比得上市级电台的一个播音员！

我在师专里一直做播音员，由于我的播音及朗诵水平特别出众，被市电台看中。做播音员，对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这种诱惑力，主要产生自青年人的虚荣心：自己的声音被无线电波传出去，让全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侧耳倾听，能不荣耀？再就是播音员待遇高，社会地位高。

当然，最终，电台没有去成。我去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任教。

做教师，本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不是我最爱，执了教鞭，是不情愿的。换言之，并非我选择了这个职业，而是这个职业选择了我。

11年后的1992年，30岁的我，对教师职业仍没有本心的认同。山东省筹建经济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开招聘主持人，此消息使我又一次“蠢蠢欲动”。

经过与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人的竞争，一点不出自已意料，我又被山东省广播电视厅录取了。我就要进入省城，成为省级电台的记者和主持人了。

省电台百里迢迢来校要人，学校领导不放人，这同样不出人意料。

最终，我还得做教师。像一头笨拙的奶牛，被扭着脖颈，强行“按”在槽上，吃草、下奶。

三、第一课：“后生”给“先生”授课

难忘第一课的情形。1981年，我被分配到德州市临邑师范学校任教，当时我19岁。

我走上讲台的第一堂课，是为别人代课，台下是一群大龄民办教师。来自极偏远极穷困的农村小学，年龄大都在二三岁，有的四十岁。我作为“后生”给“先生”上课。

看到台下那么多陌生而成熟的眼睛，我有些慌张，前半节课，我还能坚持用普通话（即“洋话”）讲课，后半节课，就镇定不住了，不知不觉改用成了家乡“土话”。如此“土”“洋”承转，就像唱歌“跑调儿”一样，好笑，滑稽。

但，台下有着十几年教龄的民办老师们，强忍住不笑场，耐心听我把课读完，我由衷感激他们。

我哪有什么讲课艺术！但听课的民办老师们，却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把我的话认认真真笔录下来。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第一次真切触摸到“老师”二字的实在意义。

我只给他们代过几堂课，但，这些大龄“先生”们，在以后两年多的在校时间里，碰到我时，都恭恭敬敬称我为“老师”。还不时拿各种问题、作文来询问我。

二三十岁的“先生”们，却喊19岁的“后生”为老师，我自然窘迫异常，之后，就愈觉得重任在肩，鞭策在心：我这个“老师”能对得起他们吗？我这个“后生小儿”能用他们那种坚忍的求学精神，当好老师吗？学问上，我或许比他们多那么一星半点，而精神上，他们比我峻拔，伟岸，他们才是我永远的“先生”。

那之后几年，我骑着自行车，为全县几个乡镇的民办教师授课。有一次，路遇车祸，路边巨大的水泥电线杆被汽车撞倒，电线杆又顺着我的腰部蹭下来，把我从自行车上扑倒，我昏过去。多亏抢救及时，命没丢，但落下终身的腰疼病。

与其说，是“后生”的我，把新鲜的知识送给那些“民办”“先生”们，不如说，是乡下“民办”的“先生”们，在中国穷乡僻壤、在中国的最基层，默默无闻、埋首从教的坚韧精神，一直感染着我。

如今，我成了所谓“名师”，而他们却是无名者。他们或许早转正了，或许仍然“民办”着。

中国教育的脊梁，无疑是他们。

四、苦与甘：埋头攀登不问高

不认同这个职业，一点也不表明我不敬业，恰恰相反，我同样像一头更踏实的耕牛，不倦劳作，如一架充足了电的机器，不敢休闲。

我任劳任怨地为这个职业而努力，为孩子们付出，踏踏实实卖力苦干，心无旁骛，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耗在学习上和学生身上。

那是一个酷暑，烈日如火，蝉声鼎沸。

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午休了，我批改完当天的作业，打开收音机，继续收听天津教育广播电台播出的文授课节目。

刚走上教学岗位，深感知识不足，想继续在职深造。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天津电台播出的中文系授课节目，授课的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我如获至宝。于是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收听。

我一边收听，一边借来学校的单录机，扣在自己的收音机上录音。

由于整天备课、上课、批改，再加上熬夜听课，过分疲劳、困乏，天又太热，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醒来时，倒带，重放单录机，核对笔记，居然从里面传出了我的呼噜声。

就这样，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收听广播，坚持了三年，听完了又把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听了一遍。并且，我根据录音，一字不落地记录下了讲课的所有内容，我的记录手稿，摞起来足有半尺厚。如此，我等于又上了一个大学。

第一，由于我的埋头苦干，我赢得了全校老师的肯定。我连续多次被全校教师投票，推选为市级、省级优秀教师。优秀教师名额极其有限，每次只有一名。而我成了全校获得荣誉称号最多、荣誉级别最高的人。而每次，我的选票都遥遥领先。

第二，1991年，我参加全省教学能手抽签讲课大赛，与全省选拔出来的几十名“精英”教师同时竞技，最终，我被评为全省文科组讲课第一名，荣获“山东省教学能手”称号。同年，还被推选为“山东省优秀教师”。之后，我又被评为“山东省骨干教师”第一名。

第三，我辅导的学生，有上百人在省内外获得各种征文大奖。其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十几篇。我的教学论文多次获得省级、全国一等奖。

第四，1993年，我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并获得“人民教师奖章”；1994年，在我32岁的时候，我成为一名特级教师。并作为国家教委和北京市邀请的全国50名优秀教师进京参加第10个教师节大庆。1995年，我又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一等奖。

第五，由于我在语文教育学术方面的新见，1997年，我被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还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并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严格说来，我上过三所大学：1981年我毕业于德州师专；198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坐落在孔子之乡的曲阜师范大学本科班，获得正式本科毕业证书和文学学士学位证；而天津教育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授课节目，应当是我的第三所大学！

这所大学，不像那两所那样，发给我正式的毕业文凭、正式的学位证书，他们什么证书也没有发给我。收音机“里面”的教授们，至今，恐怕不知道居然还有我这样一个不在册的学生，我权且把那半尺高的手稿权且当成“文凭”吧！

三所大学的修炼，夯实了我的知识根基，给了我足够的学养，使我能够抱定足够的信念，开始“为师”的远征。

五、读且研：呼唤并构建“新语文教育”

身为语文教师，而我的阅读兴趣和重点，更多在非语文类书籍上。

从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天起，我的阅读触角伸展到文学、文化、哲学类的典籍、报刊上。《读书》《新华文摘》《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等语文教育学科外的杂志，《西方哲学史》《西文现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等书籍，都是我钟爱的。

正是这些阅读，开阔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学术思维，使我能够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对语文教育进行的宏观的思考，使我对愈走愈狭窄，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纯粹工具化的语文教育，有了一定的反思。在僵硬的语文教育理论指导下，语文教育的确有愈来愈背离自身本真、背离汉语教育民族化的趋势。于是，我才有了一系列文章。

1992年，我写作《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在1993年1月的《语文学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辽宁朝阳市十五中的王中原老师评价说：“识见高人一筹，宏论振聋发聩”；河南特级教师杜常善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信中称赞拙文是“五四后首篇语文教育新论”。没曾想，我成了中国语文教育界倡导“人文精神”（不是“人文主义”）的第一人。今天，语文教育界，“人文精神”概念及“人文精神教育”，已经几乎人人耳熟能详，而我则是在整整10年前就倡导了这个概念，似乎成了一个“先知先觉”者。

有人误以为，中国语文教育界提出并引入“人文精神”概念，是受了文学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影响。这是不对的，语文教育界是在1993年1月份提出“张扬人文精神”，而文学界、文化界是在半年后的1993年6月份，由王晓明教授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呼唤》一文才提出“人文精神”讨论，文学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1993年6月从王晓明教授的此文开始。也就是说，语文教育界提倡“人文精神”，比文学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整整早半年。

之后，1999年6月7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长文《反对伪圣化》。针对语文教育中大量存在的师生双方“言不由衷、矫揉造作、说套话、说假话、假崇高、伪神圣”的现象，提出了警惕并反对“伪圣化”的主张。我这篇文章其实早就在网上发表了，而且被广泛转载，甚至被转载到了一家国外的中文论坛上，在那家国外中文论坛上，我的文章后面跟在好几十个海外留学生的帖子。《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我的文章，也颇费了一番踌躇。我早在当年1月份就把文章寄给了他们，可是他们压了半年才刊登出来。因为，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新闻宣传部门要求报刊媒体，上半年“求稳”，下半年“求热”。我的文章就发在由“求稳”向“求热”转变的关口，“求稳”刚过，“求热”未始。文章发表后，引来的反响我是始料未及的。一位著名教授读到我的文章后，专门给我打来电话，给予我热情洋溢的鼓励。

2000年9月，《语文教学通讯》17期（当时是半月刊）发表了我的《新语文教育论纲》。这篇论文的背景是，轰轰烈烈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热潮即将过去，而中国语文教育究竟向何处去？中国语文教育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一时，在语文教育界内外，还没有人提出系统的前瞻性的理论主张。于是，我就写就了此文，通过此文，我在语文教育界，第一次系统提出并阐述了“新语文教育”的主张。该刊主编桑建中介绍，读者对我的《新语文教育论纲》，反响非常热烈。

早在1996年，我首次提出了“语言的学习的规律，应当是‘举三反一’，而不是‘举一反三’”的主张。语文的学习首先必须“举三”才行，然后才能“反一”。“举三”就是大量阅读、大量积累，这是学习语言的前提。“反一”就是学生自己的读写能力。没有举三，难有反一。这是学习语言、形成言语能力的根本规律。只“举一”不可能“反三”。可是，几十年来，我们中国的语文学习一直偏向“举一反三”。

在《中学语文》（2000年3期）发表《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在《教师之友》（2001年10期）发表《从文以交际、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到文就是道――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思潮简论》；在《山东教育》（2000年3、4期）连载大约4万余字的《文就是道》；2001年在一系列书刊上连载《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

我的系列论文，有的是从语文教育的外围，宏观地探究语文教育。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思想资源本来本来就稀缺。要宏观把握它的规律，触摸它的历史走向，需要借鉴哲学、文化学、历史学领域的思想资源。我的知识储备与学术思维习惯，对于宏观疏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历史脉络，恰好有益，属于“歪打正着”吧。

一门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常常跳出来，需要一双历史的宏大的“眼睛”。如果在具体学科内里跳不出来，视野就过于狭窄，思路就过于拘囿，那么，就可能造成“门里人看热闹，门外人看门道”的局面。当然，最好的学术目光，是门里与门外结合的“双重目光”。

我之所以那么早就提出“人文精神”，完全是得益于我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走向的密切关注。

而我提出“反对伪圣化”，系统论述“新语文教育”概念，也是借鉴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资源。语文教育理论要走出迷途，要走向深刻，走向朴实，必须借助哲学界的思想资源。

随着我对语文教育的思考的深入，我的语文教育的思想观点，也越来越清晰、越系统。我在一系列报刊上发表了《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也就是收在本文中的《新语文教育的十个原则》）一文，实际上，是具体提出了建设“新语文教育”的10方面的主张，既包涵了我的理论主张，又总结了实践操作。

同时，我又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一个基本原理，向着精神着意，向着语言着力，必然从能力上得益。或者说，着意于精神，着力于语言，必得益于能力。

我所有的重要文章，几乎都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学语文教与学》转载。语文教育应当放弃纯工具性，大力倡导“人文精神”，走向二者融合；师生说话与写作必须大力反对“伪圣化”，言为心声，真朴自然；新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界必须建设为本，共同致力建设“新语文教育”；语文教育的根本规律是“举三反一”以之去弥补“举一反三”，――这些理论主张，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几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假如离开这些理论主张，去描绘、去理解近十几年尤其世纪之交的中国文教育的变迁，那么，至少是不完整的。

如果你登www.google.com网站，输入“伪圣化”一词，那么，你至少会得到7页的信息。“伪圣化”一词已经被中国教育界的越来越多的教师、教育研究者所认同，用它来描绘中国语文教育甚至中国教育中的一种特定的现象。

这些共识的形成，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全体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百年现代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须有人来及时概括、及时张扬、及时倡导、及时喊一嗓子。

有人说我是语文教育界的“思想者”，有人说我代表了语文教育的界的自省与反思。我不自量力地说，十几年来，我只不过多多少少就充当了一个概括者、张扬者、倡导者的角色，我做了一个“喊一嗓子”的人。当今，在语文教育界，在文化界，“人文精神”一词，已经几乎人人耳熟能详，新课程标准也已经明确肯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且特别强调要大力倡导“人文精神”，然而，我却是在整整十年前系统提出并大声疾呼的。

我只不过是为“久旱”的中国语文教育引入一丁点儿“思想的甘霖”。

当我的许多观点，常被不少的学术论著、学术论文引用，常被天南地北的数不清的不知名的人的来信与来电称许，那是我最高兴的，比获得什么荣誉称号都由衷欣慰。譬如，河南新蔡练村中学徐中元老师读了我的文章，寄来一个贺年卡，上书：“‘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是一轮冉冉而起的朝阳，让一个上下求索而迷茫的人看到了曙光与方向，于心灵烙下韩老师真心英雄的形象！”。我肯定不是什么“真心英雄”，我只是“真心思索”，我能让全国无数徐老师这样的求索且迷茫的普普通通的老师，感受到现代“新语文教育”的一点曙光与大致方向，我就满足。

更让我感动的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的2000级硕士研究生冯晓云老师，把我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读了我发表的所有论文，写出了关于我学术观点的长篇论文《论韩军的“新语文教育”观》（他的论文附在本书后面）。

六、总概括：我的“新语文教育观”

如果概括我的观点，会看出我的“新语文教育”的一个大致脉络。

新语文教育有“一个本质”。本质上认定，“新语文教育”就是一种“奠基性”的“精神教育”，是通过“语言”奠定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真实自由的个性精神。

“新语文教育”有“两个基本原理”。一、“新语文教育”主张以“举三反一”为主，“举一反三”为辅。二、着意于“精神”，着力于“言语”，必得益于“能力”。

“新语文教育”有“三环节强化语言教学”。一、强化语言揣摩；二、强化大量阅读；三、强化自我习惯。

“新语文教育”有“三个警惕”。一、警惕政治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伪圣化”；二、警惕现代工业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技术化”；三、警惕“后现代”商业文化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萎靡化”。

“新语文教育”有十条原则。：一、重视语言学，更强调文学；二、重视白话，更强调文言；三、重视“举一”，更强调“举三”；四、重视分析，更强调吟悟；五、重视理解，更强调背诵；六、重视散文，更强调诗歌；七、重视崇高与神圣，更强调平实与真诚（反对伪圣）；八、重视写实，更强调写虚；九、重视统一，更强调多元；十、重视技能，更强调精神。

七、未刊发：旧手稿中的思想

在整理我这部书稿时，我不能不提及我的未及刊发面世的两篇关于语文教育的论文手稿。这两篇手稿，一直压在我的箱底。大家读了这两篇手稿，可能对于我的语文教育的思想观点，又有个全面的了解。

我今天翻阅这两篇手稿，也感到非常有趣。

此两篇手稿，一篇题目是《限制社会政治语感，张扬人文精神》，一篇题目是《警惕精神“萎靡化”》。这两篇稿子都写在1995年前后。前者，是反思语文教育中的“社会政治形态语感”（或语感的社会政治形态化）现象，后者是忧虑“后现代”的商业文化对语文教育、对教师和学生精神品格的可能冲击。以往，“社会政治形态语感”，曾经从极“左”政治方面消解我们的师生的语言品质，也就是消解我们师生的精神品质；接着，现代工业化的大潮，又从中间角度消解我们师生的语言品质，同样是消解我们师生的精神品质，使师生的精神空壳化；而当今，“后现代”的商业文化，又从极右方面来消解我们的师生的语言品质，同样是消解我们师生的精神品质。前两者，还没有根本铲除，而后者又席卷而来。

这两篇手稿，表明，我对任何侵蚀语文教育的精神本质的现象，都心怀忧虑，都抱有警惕。这两篇手稿还欠圆熟，但收在书里，使我我思想更全面些。

八、心当愧：特级教师须反省

近来我喜欢在网上搜索一些有关“人生四十”的文章，这些帖子或庄重或谐谑，多多少少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已经人过40。我做特级教师马上就满10年。

40岁，难说是身历沧桑。仍有急躁，有狂妄，有幻想，有冲动，但毕竟，沉稳与坦然多了，平静与坚定多了，自信与矜持多了，宽宏与平和多了，胸襟与眼界开阔了，自知之明增长了……我宁愿相信，许多人所说的“人生四十始”，那只是一种浪漫的说法而已。对于我，不是人生能否重新开始的问题，而是自我反省的问题。

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特级教师，一个所谓“名师”，不应当只沾沾自喜地为自己摆功，更应当诚恳反省。我曾在我主持的网络论坛“韩军在线”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特级教师的反省》。

首先，我当为语文教育的低效率而反省。语文教育自设科以来，效率一直不高，目前也不能说效率是高的。语文课所用的时间最多，可是它的效率却一直不理想。我们得问，时间浪费在哪里？特级教师没有责任？

其次，我当为语文教育课程的低欢迎程度而反省。已经不止一次的调查表明，中学生喜欢外语课的程度，高过喜欢母语课。我们得问，语文课怎么了？特级教师没有责任？

再次，我当为在语文课上，让孩子说（写）假话、套话而反省。尽管我写过《反对伪圣化》，但是，我得承认，当学生参加一些关乎他自身命运的语文考试时，我也曾为让学生得高分，违心地让学生写假话、套话。我为此自责。

还应反躬自问：当全社会对语文教育进行大讨论的时候，尽管讨论中有偏激之辞，但，我们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欢迎人家的批评，虚心接受了外界的批评？还是反过来，断然拒绝了外界的批评、甚至想方设法压制了人家的批评？我觉得，如何对待批评，这确实体现的是这个界别的文化气度，这个界别的人的精神涵养！

作为个人，我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的地方也有许多，譬如，成了所谓“名师”后，是不是浮躁之气多了，沉静之气少了？是不是有意无意好为人师的时候多了，而谦虚谨慎做学生的时候少了？是不是读书钻研少了，虚与应酬多了？提醒自我警惕。

当今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人心也难免浮躁，愿学术莫染此气，“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学术原则，应当不过时吧。

九、仍有梦：做语文课堂艺术家

陆陆续续，我在全国上公开课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不为别的，就为了传布一种“新语文教育”的理念。决不做导师，而是与同行面对面，切磋语文教育的具体的上课方法。

我有一个大的梦想，就是把语文课塑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语文课，当然属于教育范畴，属于在中小学设立的一门以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为核心的课程。

然而，语文课，却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大家在谈论语文课的时候，只是说，语文课具有艺术的特征，驾驭语文课需要教师具有艺术家的禀赋。但最终，不会承认，中小学的语文课属于艺术范畴，仍然一致认为，语文课，在本质上，属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门课程。

我的梦想，是把语文课改造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它应该是以引导中小学生鉴赏汉语语言文字之美、提高运用汉语语语言文字的素质为核心。

它应当辅以音乐，或激昂慷慨，或沉缓婉转。把汉语语言文字之美，用音乐烘托出来。

它应当有言语的交锋，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

它应当有幽默，机智穿插，笑声中达情会意。

它应当有朗诵，或男声，或女声，或齐诵，或抑扬，或急缓，把“平面”的语言文字，变成“立体”的交响。

它应当有书法，有图画，有线条，有色彩，传神写照。

课堂是舞台，师生既是角色，师生也是受众，共同演绎一幕“综合的课堂艺术”。

诗经是美的，楚辞是美的，唐诗、宋词、元曲也是美的；文言是美的，白话也是美的；汉语叙事文是美的，汉语议论文、抒怀文都是美的。

语文课堂，为什么不能是美的？

汉语构筑了汉语的文学艺术，我们为什么不能构筑汉语课堂的艺术？

做一个汉语课堂的艺术家，应该不是奢望。

愿全国的语文教师一同构筑一个绚丽的梦，让“新语文教育”，在神州处处开花，使语文教育一片生机。

梦想做“家”，但不做“神”，更不做“伪神”，而做真人。

在最不需要梦想的年龄，梦想依然来临，

在最缺少梦想的年代，梦想依然开花。

十、中年心：走向敬畏与自知

写这些文字时，我40岁；而读者读到它时，我已经41岁。

这两个数字跳入我的眼中，令我惊悚。

多少次，曾经眺望过自己的不惑之年，多少次，遥遥地向往过40岁。

不经意间，40岁已过，41岁已然来临。

曾经想，40岁时，我不会再浅薄，不会再虚妄，不会再鲁莽，不会再无知，我会非常成熟，沉稳，理性，非常富有智慧，学问渊博，知识富有，在某一方面，我会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行家里手。

然而，40岁已经过去，我真实地感到，我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这种自我不满的感觉丝毫没有减轻。

实事求是地体察，40岁，我肯定进步了。我虽然没有天天向上，但确实是年年有点滴长进。我不勤奋，但仍算努力；我愚钝，但还是一个正常人。

早在我3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耀眼的光环，近年，主持全国最大的语文教育网络论坛“韩军在线”，担任《中国青年报》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委，等等。

之所以感到自己依然浅薄、依然虚妄、依然鲁莽、依然无知，是因为，人对完善、成熟、渊博、智慧的追求……，是绝对性的，是无止境的；是内在的沉实、宁静，不是外在的浮华、喧嚣。

这种向往与追求，本然地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它是游移的、不断增量的。向往与追求本身，是一种永恒持久的心态。生命无止境，境界无尽头。

我总觉得，人的成长，不是一个正向过程，而是一个逆向过程。成长，不是使人愈来愈胆大，而是使人愈来愈胆怯。成长，不是使人愈来愈沉醉于自我的所谓辉煌，而是使人愈来愈发现自我缺陷、自我瑕疵、自身的毒疮。

成长，映射在心灵上，不是心灵愈来愈膨胀，而是愈来愈收缩；不是愈来愈胆壮气盛，而是愈来愈胆怯气虚；不是愈来愈自大，而是愈来愈自知。

这种感觉无以名之，姑且叫作“敬畏”吧。

世间人与事，许许多多，纷纷纭纭，不少使我产生由衷的敬畏。

我敬畏学生。有时，学生突然提出问题，我无以应对，对后生的敬畏,油然而生。

我敬畏前辈。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前辈关于母语教育的见地，已鞭辟入里，经验已十分成熟，而后生却还在绕弯子，争来吵去，玩弄名词术语，实在遗憾。

我敬畏“外行人”。在有些“外行人”看来，语文教育十分简单，十分朴素，本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东西，有时，“外行人”三言两语，就点中语文教育的“命门”，令我茅塞顿开。我由衷敬畏他们。

我敬畏身边的每个人。他可能是勤勉的民工，可能是纯真的婴儿，可能是平和深沉、不事张扬的老人。他们都在向我诠释一种人生态度。

我敬畏大自然。它可能是默默生长的花草，可能是静静矗卧的山川，可能是无语的斜阳，可能是清亮的鸟鸣。它们都在为我树立一种灵魂姿态。

40岁，心灵走向敬畏，应不是衰退吧。

曾有四句“打油”：淡泊恬静朴为本，平平淡淡拙是真。滴泪泣血说语文，从容练达做韩军。